1993年，因建造南北高架，南昌路尽东头往西收缩了近百米，止于现今的城汇大厦（南昌路45号），这意味着许多周边居民要为重大工程作贡献，我家也在迁离范围之内。如今，这块地百花盛开，绿树成荫，成了市民休憩游乐之处。面对旧貌换新颜，我只能用记忆来复原那段南昌路了。

　　我记得，在百来米长的路上有两爿烟纸店和一家酱油店。他们各有特点，“黄永泰”烟纸店以“盐金枣”及糖果之类的零食为主，兼售针头线脑什么的，最吸引我的还是小店门口煤炉上的那盆咕嘟咕嘟冒着热气的五香茶叶蛋，有零钱就会往那跑。“永义康”烟纸店以牙刷、毛巾、肥皂、鞋带等小商品取胜，还多了部公用电话。来打电话或等回电的人中，有穿睡衣裤睡眼惺忪的，也有头上卷着卷发器的，围在一起闲言碎语地传播不知从哪听来的花边新闻。

　　1964年夏，我从川沙转学到雁荡路小学读五年级，寄住在南昌路23号的寄爹（即姨夫）家。这是幢欧式风格的建筑，外墙鹅卵石贴面，屋内还有壁炉。能看出此屋落成时的风光。同样的建筑有一幢在路的对面，四个门号中的20号底层是卢湾区副食品公司的冷藏库。大伏天，冷藏工身穿厚实的棉大衣从库房里进进出出，成了南昌路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线。那时，我常期待对冷库能进行维修保养，清除出来的冰霜捏成团，用来与伙伴打“雪仗”，当扔出去的“炸弹”命中目标，看到雪花飞溅的情景，心里甭提多开心。

　　冷库的后面是加工熟食的厨房和加工场，加工好后用三轮箱式人力车送到淮海路上的吴阿四熟食门店。具有广帮风味的熟菜，广受食客的青睐，因而生意兴隆。我家隔些时日，孃孃会买点叉烧回来，给我们解解馋。

　　南昌路不通公交，我们平时都在路上“做市面”。玩“官兵捉强盗”“踢空罐”时，我习惯往12号深宅大院里“躲藏”。这幢很有气派的院落早年是流氓帮会头子马祥生公馆，后来底层成了淮三幼儿园，二、三层为住家。

　　被动迁的那段南昌路上有四条弄堂。路北的24弄1号是个大院。创作《男生贾里》《女生贾梅》的儿童文学作家、上海作协秦文君在此住过。她能写出让中小学生喜闻乐见的作品，与她熟悉的生活环境是密不可分的。这条弄堂可通太仓坊、顾家弄及鸿安坊，过去便到妇女用品商店后面的兴安路了。

　　南昌路南的27弄1号内最早是南昌电镀厂。后为解决返城知青就业，淮海街道在此创办了春蕾电器加工场。除它为死胡同外，隔壁的29弄和43弄相通，通过裕德里到重庆坊，然后再走过金石家钱君匋先生居住的幸福邨，即是重庆南路了，幸福邨隔壁是南洋医院。

　　南昌路与其路名一样有着浓浓的红色基因，有着一段英雄故事。南昌路100弄2号是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月刊的旧址。在这幢再平常不过的石库门房子里，楼上西厢房为陈独秀卧室，楼下是《新青年》编辑部。这里是中国第一个党早期组织的诞生地，《新青年》杂志是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其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全国范围内的传播。

　　我就读的雁荡路小学在1956年由私立改成公办，学校因陋就简，教室大小不一，还分成三部，一、二部在雁荡路上的元昌里，清水红砖外墙、钢窗、蜡地，是标准的“新里”。学校和居民区混为一体。上课时常常从弄堂里传出悦耳的琴声和咿咿呀呀吊嗓子声。元昌里住了不少戏剧名伶，如京剧院副院长齐英才、著名京剧演员张美娟、《智取威虎山》中扮演“小常宝”的齐淑芳及“人艺”的陈奇和沪剧界的向佩玲、许帼华等名家。因此，它是一条文艺气息十分浓郁的弄堂。

　　20世纪90年代初，我们都叫他“村长”的小说家、上海作协陈村用浦东上钢新村的一套房，换浦西一间房入住元昌里。每到中午，他在三楼窗口举着大大的望远镜张望弄口，挑选着商家放在门板搭成台子上的一盆盆家常菜。选好了叫女儿去买。想吃啥买啥。他觉得在这住有一点小钱就能过得很滋润……

　　“雁小”三部则在南昌路48号的独幢小楼内。最早是在党中央机关特科工作的董健吾的私宅。我在一部上学时，曾隐隐听说过的儿子小时候住过三部的房子。当时，我没在意。真正了解这段红色典故，已是1987年。那一年，这里作为“大同幼稚园”旧址，恢复“大同”园名，并由时任全国妇联主席康克清题写“卢湾区大同幼儿园”匾牌。

　　1931年，地下党为保护抚养子女和烈士遗孤设立了“大同幼稚园”。董健吾任园长，公开身份为牧师。的三个儿子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及恽代英、蔡和森、彭湃等先烈的子女都在此生活过。如今，每当我路过这座有着八角亭建筑风格的小楼，为母校曾是“红色摇篮”会再多看几眼。

　　当年“雁小”的生源来自雁荡路、南昌路、思南路及重庆南路一带。所以，从元昌里穿过福寿坊沿着南昌路往西，途经园邨、上海别墅、花园别墅、志丰里、乐安坊及淮海坊都有我小学同学居住，对这一带可谓熟门熟路。熟到连科学会堂的门卫也对我网开一面，让我进去蹭电影，虽然都看“半拉子”，但心满意足了。走进这座有着一百多年历史的主楼，踏着铺着地毯的木质楼梯拾级而上，可见由彩绘玻璃镶嵌的弧形花窗，在法国文艺复兴特征的影剧院看电影的那种新鲜感至今难忘。我还在科学会堂遇到《霓虹灯下的哨兵》摄制组在花园里的小溪旁拍游园活动的外景呢，这在当时是件十分稀罕事。

　　这幢历经百年风雨的主楼，风采依旧，成为上海的一张“名片”。1994年被上海市人民政府列为优秀历史建筑。2019年10月科学会堂被国务院命名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南昌路也是社会各界名流聚集之地，稍不留神，就会与哪个名人住过的旧居“擦肩而过”……小学同学马庸子，个子在班里数他最高，大家都叫他“长脚”，家住南昌路51号，与科学会堂毗邻。我在上班时，在作协会员名册上看到会员马国亮也住在这门号内。我当时心存疑问，“二马”会否是一家？后来方知马国亮是20世纪30年代的老作家、出版家，曾担任《良友画报》等多家杂志的主编。我从《巴金全集》中看到1985年《良友画报》在香港复刊时，巴老还写信向他表示祝贺呢。2014年，《马国亮与赵家璧》一书出版后，我见封面上署的是马庸子名，才确认马国亮和马庸子是父子关系。无形中，我与多年未见的马庸子神交了一回。

　　一次，在小学同学聚会上，班长黄建强告诉我，马庸子的母亲马思荪是钢琴教育家，他舅舅是大名鼎鼎的音乐家马思聪。知青返城后，马庸子随父母去了美国。听后，我觉得，这样的趣事虽然缘于“雁小”，但与这条南昌路也是密不可分的。

　　说来也巧，巴老不仅和马国亮是多年朋友，并与住在隔壁53号的画家林风眠也是知心老友。林风眠在1964年赠送给巴老的《鹭鸶图》仍挂在巴金故居的客厅里。

　　巴老自1932年4月搬住到环龙路志丰里11号（今南昌路148弄11号），在此只住了一星期，便去外地旅行访友。一个月后，他搬入与之相通的花园别墅（今南昌路136弄1号）。我的课外学习小组活动在乐安坊的仲海平同学家。花园别墅与志丰里是必走之路。当年，我与小伙伴嘻笑着路过狭窄的志丰里时，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将来会在巴老身边工作了一段时间。2003年，我寻访巴老在上海的旧居时，几次重走这条老路，不仅感慨良多，还意外发现巴老居住的花园别墅1号的后门正对着诗人徐志摩曾住的11号前门。

　　1926年10月，徐志摩与陆小曼在北京喜结良缘。次年，成婚不久便南下上海在花园别墅11号二楼亭子间住下。两年中，夫妇俩共同创作了五幕话剧《卞昆冈》和大量诗歌散文。遗憾的是巴金搬来，徐志摩、陆小曼已搬到福煦路（今延安中路）四明邨居住了，失之交臂。

　　巴金在花园别墅创作了中篇小说《春天里的秋天》《萌芽》和短篇小说《雾》的续篇《雨》及《第二母亲》《电椅》《堕落的路》《在门槛上》《短刀》等。他还重新创作了毁于一·二八战火的长篇小说《新生》。

　　我曾听老作家罗洪回忆早年与丈夫朱雯到花园别墅看望巴金的情景。夫妇俩走进亭子间时，巴金正埋头写作，屋里除了一张床和写字桌、椅子外，没多余的家什了。桌上堆满了书，中间铺着厚厚的文稿纸。他见有客来访，便放下笔说，目前正写着一个长篇，要写的东西很多。罗洪从巴金写的文章里看到：“我坐在一张破旧的书桌前面创作《我底〈新生〉》……日也写，晚也写，经过两个星期的夏季的日子后，终于完成了我底纪念碑。”现在看来，罗洪夫妇与巴金相见时，正是他重写《新生》之时……

　　淮海坊三层砖木结构，每个门号里有天井，是典型的“新里”建筑。前后有两个弄口，我爱从闹中取静的南昌路弄口进出。它地处南昌路与茂名南路交叉口，门楣上“淮海坊”三个立体字格外醒目。我知道弄内住有“雁小”同学，但从未进去过。进作协后，因为巴老的旧居是59号，时常去拍照；也因工作之需作陪同。但多数是吃“闭门羹”，我们每次只能绕到前门与墙上“著名文学大师巴金1937年曾在此居住”的铭牌合影留念。

　　这样的铭牌，弄内我看到有不少，譬如3号的夏丏尊和99号鲁迅先生夫人许广平，26号竺可桢及徐悲鸿、胡蝶等在此居住过的科技、文化界的名人旧居门口。一次，59号后门开着，我与住家打了招呼，便走了进去。经过卫生间、厨房就是楼梯。拾级而上，二楼亭子间转弯处设有栅栏门。那天，门关着，只得下楼。但上楼脚踩木梯声使我找到了巴老养子马少弥对我说过的那种感觉。那时，他在楼上只要听到“咚、咚、咚”上楼的沉重脚步声，知道李伯伯（即巴老）又买书回来了，他赶紧下楼帮助一起提上楼。我听小林说过，她父亲有个写得累了便下楼到南昌路散步的习惯，顺道走进白俄人开的书店淘旧书，常满载而归。

　　巴金在淮海坊完成了抗战中期最重要的两部著作——“激流三部曲”中的《春》和《秋》。年末，他的又一部长篇小说《寒夜》在淮海坊杀青。在《秋》的序言里记载着他当时的创作：“它是我一口气写出来的，当时我在上海的隐居生活很有规律，白天读书或从事翻译工作，晚上9时后开始写《秋》，写到深夜2点，有时甚至3、4点，然后睡觉……”

　　在这期间，巴金还辗转广州、桂林、昆明、贵阳等地忙于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出版、发行等事情。1946年5月，他与妻子萧珊怀抱不满周岁的女儿小林从重庆回到淮海坊。由此，59号便热闹了起来，成了文化“沙龙”的聚集之地。巧得很，我无意间读到作家汪曾祺在散文《寻常茶话》中对淮海坊作详细描述：“1946年冬，开明书店在绿杨邨请客。饭后，我们到巴金先生家喝工夫茶。几个人围着浅老式圆桌，看陈蕴珍（萧珊）表演，炽炭、注水、淋壶、筛茶。每人喝了三小杯。我第一次喝工夫茶，印象深刻。这茶太酽了，只能喝三小杯。在座的除巴老先生夫妇，有靳以、黄裳。一转眼，四十三年了。靳以、萧珊都不在了。巴老衰病，大概再没有喝一次工夫茶的兴致了。那套紫砂茶具大概也不在了……”鲜活的文字，令人身临其境。

　　1997年，翻译家杨苡夫妇专程从南京来沪探望巴老。她没忘去曾留宿过的淮海坊看看。那天，我开车陪他们从南昌路拐进淮海坊。杨苡站在门口仰望二楼说，20世纪50年代初，她在这房间住过两夜。当时巴金去了朝鲜，自己与他夫人萧珊聊至深夜。数年后，她在文中还写道：小陆给我和赵（瑞蕻）在门外照了相。我们没进去……

　　我知道，杨苡指的是在抗美援朝中，巴金去战火纷飞的前线体验生活。在一年多时间里，他与夫人萧珊往来的书信就达八十余封。回国后，根据积累的素材创作了一批讴歌志愿军战士英勇杀敌、保家卫国的作品。20世纪60年代初，巴金虽然在杭州创作了小说《团圆》，但淮海坊作为电影《英雄儿女》原著的发祥地是毫无悬念的。

　　2003年4月，吉林卫视来沪拍摄一部巴老的纪录片。巴老弟弟李济生、传记作家李辉陪同摄制组来到淮海坊59号门口。我见李济生看着他哥哥一家曾住过的房间窗户说：四哥两度赴朝鲜战场体验生活，这里是出发地。他的这番话好似在提醒我，我赶紧走到铭牌前与李济生打卡留影……

　　弹指一挥间，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如今，南昌路已被列为永不拓宽的马路。我也把在路上的经历如同影像定格在记忆中了。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